残障人群的婚姻难题：如何在荆棘密布中收获甜蜜爱情？

残障人士婚姻问题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话题，我们很多人因为身体不方便、经济能力不足、内心障碍等原因，无法解决婚姻问题。面对这个问题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可以在后台留言，与残障朋友分享你的想法。

史铁生曾写道：“我们有爱的权利，绝不会降低爱的标准。爱情里我只接受两种分数，要么100分，要么0分。”事实上，他的爱情的确是100分。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也是一名残疾人，但和史铁生一样，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对生活的热爱。他们收获了比正常人还要甜蜜的爱情。

然而现实生活中，残疾人的爱情之路却往往充满荆棘。

在选择伴侣时，由于身体上的缺陷，他们需要比常人有更大的勇气去面对自己未来的潜在伴侣，因为迎接他们的可能是误解、拒绝，甚至是歧视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像史铁生这样有爱情观的人，只能向现实妥协：没有伴侣，年老之后，要么住养老院，要么独自在家养老。对孤独和衰老的恐惧，让很多残疾人自愿或被迫放弃爱情观，只想找个人一起生活。

即使有这样的想法，许多残疾人仍然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。

残障人士也希望像正常人一样约会，拥有正常的婚姻和生活，但他们的圈子太小了。

《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》规定：“各国应当采取措施，改变社会上对残疾人，特别是残疾女孩和妇女的婚姻、性和生育方面仍然存在的消极态度。”

扩大残疾人婚姻、交友和社交圈子，应是另一项受到社会关注的重大议题。

“上帝为人类写下的两段最本质的密码是：残缺与爱。残缺意味着残缺、限制、阻碍……它是物质的，也是现实的。爱是精神的，是梦想，是祈求幸福的，是无边无际的。尤其，它具有突破界限与限制的可能，是残缺的补救。”

——史铁生《病中思绪碎片》

李梦琪决定去相亲，父母也陪着，认为这样比较正式。

2014年，李梦奇和女友在上海松江泰晤士小镇徒步。当他递给女友一本印着“残疾人证”字样的小册子时，女友一下子愣住了，欢乐的氛围被打破了。几个月前，公司建议已经需要使用电脑读屏软件工作的李梦奇做视力评估。结果是黄斑变性，视力障碍1级。

几天后，女友在电话里委婉地表达了她妈妈的压力，并结束了她们五年的恋情。

2016年5月15日国际残疾人日，李梦琪出席了上海市妇女儿童联合会“妇女花园”举办的残疾人慈善相亲活动。自2014年起，“妇女花园”每年都会举办两场残疾人慈善相亲活动。

现场像李梦琪一样的年轻人有100多人，大多是70后、80后，性别比例有些不平衡，3个男生对应1个女生，他们分别坐在视力、听力、肢体、智力、精神等5个相应的区域。

第一次残疾人抽样调查显示，全国4300万成年残疾人中，无配偶的有2021万人，占比高达47%。

2006年第二次残疾人随机调查数据显示，全国共有残疾人8296万人，占全国总人口的6.34%，其中，成年残疾人结婚率为61.04%，低于健康人群结婚率74.45%。

吉林大学2012年对农村残疾人婚姻状况的调查显示，已婚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质量有所提高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对于残疾人来说，配偶的关爱比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爱更为重要。

但现实却很冷酷。据广东省社科院人口学家谢涛博士的研究数据，各年龄段的残疾人都有相当一部分无法结婚生子，而且男性的可能性大于女性，中青年的可能性大于老年人，农村的可能性大于城镇。

在他们原本不幸的命运中，爱情成为他们另一项艰难的追求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就连最固执的爱情观也开始屈服于现实，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人曾经有过和史铁生一样的想法——“在爱情里，我只接受两种分数，要么100分，要么0分。”

二十岁：从充满希望到降低标准

2017年1月15日，在某KTV包房也发生过类似的一幕，主办方莫娜深知前来参加活动的残疾人士情况，善于发现别人的优点，对每一位相亲对象都给予了最高的赞誉和推荐。

曾在婚介所工作的莫娜从2013年开始主动为残障人士组织相亲活动，活动地点多为咖啡厅或KTV包厢，由于场地、宣传、资金等问题，参加人数在20到50人之间。

相亲时，相亲对象比起咖啡馆里的茫然眼神，在有麦克风和音响设备的KTV里，气氛要热闹得多。除了零食和小礼物，相亲对象们还要参与抽扑克牌寻找命中注定的另一半的过程。抽到相同花色的两人会成对出现，在互相了解之后，需要向大家介绍彼此的情况。

王怡文当天非常活跃，不知不觉中她就担起了主持人的角色，鼓励参赛者大胆表演。一身酒红色的外套让她显得格外显眼，但及膝的长裙却掩盖不了她走路不便的现实。

1990年，母亲早产，医生用产钳夹住王怡文的双脚，把她从母亲肚子里拽出来，五分钟后，她的妹妹王怡菲也出生了。

王怡文记得，母亲对她和姐姐的态度“很不一样”，父母经常因为她的残疾而吵架。她12岁时，母亲对她说：“如果你的脚没事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幸福。”

虽然起点相同，但两姐妹的命运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。妹妹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，现在在张江高科技园区工作，工资是社区助残工作者王怡文的两三倍。

她不断被提醒着自己不幸的人生经历和注定坎坷的人生路。王怡文记得，六年级时，同学说她的脚会影响她未来的方方面面。中专时，室友告诉她，除非找到一个和她处境一样的人，否则她的未来会很艰难。

“说白了，就是‘龙有龙，虾有虾’。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。”

同学们谈论的未来即将到来。她最初的爱情愿景——试图在另一半身上找到丢失的母爱——在相亲之后破碎了。她曾在“健康人圈”相亲，但发现没有人会无条件地把她当家人一样对待，对方的父母也不接受她身体上的缺陷。

这位27岁残疾女孩的爱情之路上，充斥着亲朋好友和书本上的理论观点。亲朋好友告诉她，要找一个爱她胜过爱他的男人，这样才不会太累。但她也在一本书上看到，女人在感情中更注重情感，男人更注重理智，理智的理智。

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。王义文补充道：“所以在必要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适当降低标准。”

2014年，电视新闻报道了莫娜为数千名残疾人举办的相亲活动，王怡文因此认识了莫娜，她觉得残疾人之间的相亲更自然。

在残疾人婚恋市场，1990年出生的王怡文其实在年龄和性别上都有优势。很多来相亲的残疾人都过了适婚年龄，而且几乎每一次相亲，男性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女性。现在，适当降低标准的王怡文只想找一个沉稳、体贴、有主见、独立的另一半。

许久没联系的姐姐已经有男朋友了，准备结婚。一次次参加残疾人相亲活动的王怡文，渐渐成了梦娜相亲会上的熟面孔。她有些着急，因为她也是27岁的人了。

王怡文告诉父亲，如果找不到合适的人，她宁愿单身。“单身总比和一个坏人在一起好。如果你不开心，你会后悔一辈子。”

三十岁：艰难、迷茫、苦涩

残障人士相亲市场的主要年龄段集中在30~40岁之间。采访中，大家不止一次地说，“人要现实一点”。自从意识到自己“与众不同”之后，他们现实的生活态度也逐渐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包括婚姻。

2017年第一天，李梦奇就满30岁了。他的名字来自父亲在电影公司工作的经历，取自“蒙太奇”这个电影语言。这和他现在的经历不谋而合。他的眼睛只有淡淡的光感，只能从正面看到事物的轮廓，“洁白，像雪一样。”

在以男性居多的残疾相亲对象中，李梦奇在外在条件上占有优势。他30岁，正是合适的年龄，长相与前上海申花队球员谢晖十分相似，声音也很好听，朋友都说他适合做播音员。

父母被动地接受了这个不幸的事实，为了儿子的经济条件，不得不做出更多的打算，在南翔又买了一套房子，父亲退休后也继续打工。

被诊断患有视力障碍后，李梦奇拿着一万多元的赔偿金离开了之前的旅行社，现在在农工商超市当送货员，月薪2190元，工作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能交社保。

在《女人花园》的相亲活动中，李梦琪认识了长相甜美的视障女孩张莉，但是由于张莉的妈妈不愿意接受视障人士，所以这门婚事最终以失败告终。

梦娜给李梦琪介绍了几位有轻度智障的女孩。和很多残疾人一样，李梦琪无法接受智障人士，她们大多反应迟钝，理解能力差，很难回应和产生共鸣。李梦琪说，“就像对着墙说话一样。”

1990年，原民政部综合计划司李荣时撰写的《中国残疾人婚姻状况简析》和2011年吉林大学对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婚姻状况的调查均提到，不同类别残疾人婚姻状况不同，智力、精神残疾人结婚难度更大。

孟娜告诉记者，参加相亲的残疾人恋爱经验很少，很多人从来没有真正谈过恋爱。尤其是智力障碍者，根本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，而且大多数都是和父母一起来的。

这不是李梦琪想要的。视力越来越差的李梦琪把美定义为“心连心”，在感情方面，他表示“不会妥协”。

李梦琪问，感情里最重要的两个词是什么？他的答案是，陪伴。

“主要是女孩的父母，不然会很快，年龄就放在这里。”相亲近十年，三十出头的陈迪飞依然单身。

39岁的陈迪飞是虹口区提篮桥社区的一名残疾工人，家庭收入不足3000元，二级残疾人，一岁时一场高烧导致平衡能力受损，最终导致脑瘫。

走路时，陈迪飞的身体会随着双脚发力先前倾后后倾，每走一步都像60度角的钟摆一样，“滴答”一声。他从小就被别人骂“瘸子”，几段恋情都是因为对方家长觉得他“（走路）样子太吓人”而结束的。

四年前，陈迪飞认识了莫娜，此后只要有空，他就会出现在莫娜的相亲活动中。

两年前，他和一个女孩约会，十个月后见到了女孩的父母。他从莫娜那里得知，女孩的父母认为他的残疾太严重。分手当晚，他删除了女孩的所有联系方式。

梦娜观察到，父母往往在残障子女的恋爱、婚姻中扮演主导角色，这种情况在各个年龄段都有发生，比如27岁的王艺文、30岁的李梦琪、近40岁的陈迪飞等。受父母影响，很多残障人士的爱情生活并不顺利。

陈迪飞从来没想过找本地女孩。根据他近十年的相亲经验，他发现“上海家庭的残疾女孩大多想找健康的人”。她们的父母希望找到一个能照顾女儿的人，或许还会考虑外省市的健康人。

身边的同龄人都结婚生子了，喜欢热闹的陈迪飞很讨厌过节时的聚会，因为等待他的永远都是关于婚姻的问题——“你有女朋友了吗？你准备结婚了吗？”

年复一年，他已经厌倦了听到这种开玩笑的关心，但他仍然会笑着回答：“不，不。”

或许，像夜里袭来的孤独一样，这句苦涩的回答会永远陪伴陈迪飞。他从2008年开始谈恋爱，到现在已经九年多了，距离自己定下的时限越来越近——“40岁，如果找不到人，就不找了。”

陈涤非说道：“现在都无所谓了，长相无所谓，家世无所谓，只要能相处好就行。”

四十岁：做好最坏的打算

40岁不是标准，41岁的徐浩没有放弃，当然，他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：“如果找不到，估计在养老院。”

相比于夜不能寐的陈涤非，徐浩14年的孤独更加可以量化，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过节。

身高不足1米5的他，说话结巴，像是在不停地吞咽口水。身患肌萎缩侧索硬化症，又名“娄妊娠病”的徐浩，浑身没有力气，只能用双手把居委会给残疾人送的10斤大米扛到5楼的家里。

2006年母亲去世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父亲被送进精神病院后，徐浩开始了长达14年的独居生活。

徐浩是一名残障助理。嘉定区单身残障人士交友群里，残障助理占了大多数。“大家都认识，但能谈成的就那么几个。”徐浩说。50多人中，只有两对成功，其中一对是外省市的。

徐浩并不打算再找外省市的人，“我觉得他们可能对我这个人不感兴趣。”作为一名残疾人辅助员，他看到，大部分残疾人的晚年生活并不光明。

“有的离婚了，有的找了外地老婆，对她们不好，我曾经想过这些情况也会发生在自己身上，现在想着还是不要跟外地人联系吧，如果离婚了，尽量不要生孩子，或者等孩子成年了，这样负担会轻一些。”

相比年轻时对爱情的追求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徐浩看清了现实，他现在想找一个可以一起生活的人，用他的话说就是“找一个能负担得起的人”。

在为60多位残疾人举办相亲活动后，梦娜意识到婚姻对他们的重要性。她说：“残疾人寿命不长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他们的残疾程度会越来越严重，所以他们需要一个可以支持他们的人生伴侣。”吉林大学也在一项调查中指出，“大多数残疾人对婚姻的态度比较现实，他们的目标是找到一个可以支持他们、共度一生的人生伴侣。”

徐浩在“女人花园”的相亲会上认识了大自己六岁、患有小儿麻痹症的肖肖。肖肖是东北人，去年离婚，定居上海，有了自己的房子。徐浩觉得肖性格开朗，便试着和她相处。

第一次约会是在小晓家里，小晓在厨房做饭，身高不到一米五的小晓走路都要靠拐杖，但她厨艺很好，也很贴心，这一幕让徐浩很感动。

自从母亲去世后，徐浩就再也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热饭。肖肖的出现，让他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”的破碎记忆，增添了新的韵味。那碗蘑菇炖鸡“有东北的感觉，心里暖暖的”。

这位41岁的男人找到了幸福的定义：“两个人一起做饭，互相陪伴。”

相识一个月后，两人在上海嘉定民政局领了结婚证，找了一家小馆子吃了顿饭，作为唯一的庆祝，然后就回了家。

婚礼后的十多天里，徐浩家里一成不变，没有贴任何红字，没有添置新被褥，也没有迎来新的女主人，也没有任何人得知这场仓促缔结的婚姻，包括小晓20岁的女儿和徐浩最亲近的叔叔。

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，徐浩想了很久，还是没勇气跟同事们说自己结婚的消息，他和肖肖决定先解决房子的问题。

2009年，被医生诊断为活不过35岁的徐浩在姑姑的劝说下，将房子过户给了浦东的姑姑。姑姑称，如果徐浩病情好转或者结婚，就把房子还回去。2017年，徐浩结婚，要求姑姑归还房产证，但姑姑拒绝。谈判未果，两人即将诉诸法律。

痛苦、焦虑、甜蜜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绪，构成了徐浩婚姻的第一阶段，他期盼着这间不足五十平米的房子，以及自己的生活能发生真正的变化。

徐浩：“我就想找个能养活自己的，我的条件肯定不如别人，还能要求什么呢？还是找个能养活自己的吧。”

现实：个人陷入困境，政府机构不堪重负

上海市妇联下属的婚介机构“金果园”自2014年起，每年都会举办两次残疾人慈善相亲活动，参加人数约百人。梦娜每月举办相亲活动，参加人数约数十人，每次都有新人加入，但大多是老面孔。

“金国源”和莫娜均向澎湃新闻表示，残障人士的婚恋需求很大，但宣传是一个难题。

试图为残障人士打造正规交友平台的孟娜，曾到上海各个区、街道残联寻求支持，但每次都被拒绝，“因为政府不会重视残障人士的婚姻”。

记者致电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（以下简称“残联”），残联方面表示，婚恋问题不仅仅是残疾人的问题，健康人同样存在，残联不可能将其作为一项专项工作，最多也就是举办一些社会活动，创造机会。

但残疾人却认为自己没有得到足够的帮助和机会。陈迪飞和王怡文也有类似的感受。残联的联谊会一般都是认识的残疾人参加，牵线搭桥的作用不大。近年来，残联在社会保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，但在婚姻恋爱问题上却显得“无能为力”。

事实上，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规则中就已表达了政府关注残疾人婚姻状况的必要性，1993年通过的联合国《残疾人机会均等标准规则》指出：“各国应当采取措施，改变社会上仍然存在的对残疾人，特别是残疾女孩和残疾妇女的婚姻、性和生育的消极态度。”

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博士生陈涛曾对比不同国家的残疾人婚姻状况，发现发达国家残疾人未婚丧偶比例低于发展中国家，而已婚残疾人比例高于发展中国家。但印度残疾人已婚比例与发达国家接近，离婚率仅为1%，这与伊斯兰教法对残疾人的支持有关。陈涛认为，提升残疾人婚姻地位要从经济支持、法律法规、文化习俗等多个方面入手。

恋爱、结​​婚难是横亘在残障人士人生路上的一道高墙，即便他们说服自己面对现实，但在现实中，如果没有有效的途径拓展恋爱、结婚的圈子，他们就只能像两个盲人走在大街上一样，苦苦寻找，直到撞个正着、相遇。